【案件剖析】再审处理后，为何“再次反复”？
锦州中院处理一起原审上诉人杨福海敲诈勒索案（2003.6.6—2010.4.19），经初、中、高三级法院13次审（查）理，作出12份法律文书（未含辽宁省高院指令重新立案复查函）。
其中，锦州中院处理7次，先后作出5份终审裁定。再审处理后，没有查证新的事实和新的证据“再次反复”。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猫腻”？
1、经再审原“加重刑罚”证据被撤销，仍维持原判。
2006年3月17日，本案经辽宁省高院指令重新立案复查（见卷宗第2号再审裁定）。锦州中院作出再审决定、并经再审裁定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裁判，发回重审。原审太和区法院连续两次重判认定“控辩双方均未提出新的证据”，并撤销了原裁判“加重刑罚”采信的“公安机关搜查笔录”、“证人徐志华证言”、“报纸复印件”等5份证据，没有解决再审裁定指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错误，又维持原判。
2、违反法律规定，再次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
再审裁定撤销原裁判，发回重审后，原审重判（2007）太刑初字第00136号刑事判决，以“控辩双方均未提出新的证据”为由，仍坚持原判。二审经开庭审理，明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实体错误未解决，本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干问题的解释》第312条第（四）项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法[2003]163号)第四条规定改判，反而作出（2008）锦审刑再终字第00001号刑事裁定，认定“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但却依照《刑诉法》第189条（三）项规定，撤销原判，再次发回重审。
3、“认定本案敲诈勒索数额为5万元”，证据不足。
再审后的原审重判认定控方“未提出新的证据”，因此查明“搜查笔录中关于人民币面额张数的记载系笔误”和“认定本案敲诈勒索数额为5万元”。证据不足。
再审后裁判仍采信“扣押物品清单”人民币5万元（佰元350张、伍拾150张）”，清点钱数额应为4.25万元。此证，违反《刑诉法》第111、112、115条规定，没有证明力。被害人孙有生“庭审笔录”（第053页）陈述钱面额为4.50万元。被害人孙有生为公安机关出具“收条”又是“5.00万元” 。赃款数额不清。
4、量刑明显不适当。
原判认定“向孙有生索要人民币10万元”，判三缓四；重判认定“向孙索要钱款”，则判4年实刑；再审重判认定“未遂”，仍坚持判4年实刑。

原审法院“判三缓四”，二审法院以“原判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在程序上违反法律规定”的理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原裁判采信“公安机关搜查笔录”、“证人徐志华证言”、“报纸复印件”，改“判三缓四”为有期徒刑4年。
经再审裁定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裁判，发回重审。原审太和区法院连续两次重判认定“控辩双方均未提出新的证据”，并撤销了原裁判“加重刑罚”采信的主要证据，但仍坚持原判。与法、于理相悖！

现代版“葫芦僧判葫芦案”！

最高法副院长江必新曾指出：遮掩错误案件，“不如早下决心予以纠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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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要坚持“当纠则纠”的思想，摒弃“能维则维”的观念。一些错误案件转来转去，对其中的错误遮遮掩掩，但最终还是改了，与其如此，不如早下决心予以纠正。

有错不纠，“将错就错”：为何不怕“责任追究”？

于法无据，与理相悖！

法官“黑心”、“醉眼”判案，不错才怪！

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要求【切实把“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贯彻执行到位，确保证据裁判意识牢固树立，绝不动摇；确保规定在刑事诉讼中一体遵行，绝不迁就；确保规定在刑事审判中全面贯彻，绝不含糊。切实把量刑规范化改革指导开展好，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强化调研指导，不断总结完善工作规程，确保试行效果。】

锦州“麻将案”认定犯罪故意虚假！
原审法院4份判决书，认定4种犯罪故意：
即“索要人民币10万元”；
“索要钱款”；
“索要钱财”；
“索要财物”。

法院、法官，学一点《形式逻辑》，避免判案中的前、后结论矛盾！

凡是案件参与人，都有共鸣：
申诉、申请再审难，难立案。
立案、再审后的改判，更难。
原判“确有错误”不改；
证据，已被撤销也不改！
都是什么法院？
什么法官？

“错误案件”，必须经过法院、检察院的认定“确有错误”！

质疑：上下法院对案件反复审理中的“怪”现象！
一件案件经过二审审理，就意味着二审法院已经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而再审法院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案件再次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此时，所说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当然包括二审确认的事实和证据。
二审法院与再审法院本是同一法院。经过上诉审理，本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又经再审认定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再次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一审法院是二审法院即再审法院的下级法院。经再审处理后，仍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意味着原判认定事实无法查清。此时，二审（再审）法院就应依据法律规定改判，而不应再次发回重审了。怎能经反复审理，还要由一个下级法院认定的事实，去改变已由上级（二审）法院经再审确认的案件事实呢？

行动起来，口诛笔伐“遮掩错误案件”的失职、渎职行为！

最高法副院长江必新曾指出：“避免再审处理后的再次反复”！

重证据，是司法公正之本。
证据确实、充分，则起诉；
证据存疑，“疑罪从无”则撤诉。
这就从根上，避免冤、假、错案发生。

锦州“麻将案”再审处理后裁判，撤销原裁判采信的5份证据：
1、“公安机关搜查笔录”；
2、“证人徐志华证言”；
3、“证人朱铁辉证言”；
4、“证人项英证言”；
5、《辽西商报》“报纸复印件”。

现实的法律规定“对证据不足，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案件”允许“发回原法院重审”。到底应发回几次重审，法律没有硬性规定。“两高一部”司法解释已明确规定，经二审法院审理的案件，“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只能一次发回重审。可有的地方法院根本不执行，因此仍出现反复“拉锯”重审的现象。
介绍一起真实的案例：锦州“麻将案”（2003.6.6—2010.4.19）已经三级法院13次处理。其中，二审法院三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先后作出5份终审裁定。再审处理后，没有查证新的事实和新的证据“再次反复”！
到底是哪一级法院“执法办案”？

锦州“麻将案”再审处理后，为何“再次反复”？
锦州中院无言对答、充聋作哑！

一个刑事案件，从侦查——提起公诉——原审判决——二审裁定！
经过多少专业司法人员的“关口”？
再加上两级法院的审委会“把关”。
判决书和裁定书中认定事实、采信证据及适用法律等，本不该出现“瑕疵”，尤其不该出现明显错误。然而，锦州“麻将案”的裁判却漏洞百出，证据之间相互矛盾，裁判结论出尔反尔！

一个刑事案件，从侦查——提起公诉——原审判决——二审裁定！
经过多少专业司法人员的“关口”？
再加上两级法院的审委会“把关”。
判决书和裁定书中认定事实、采信证据及适用法律等，本不该出现“瑕疵”，尤其不该出现明显错误。然而，锦州“麻将案”的裁判却漏洞百出，证据之间相互矛盾，裁判结论出尔反尔！

刑事裁判书，能否采信此证？
【“扣押物品清单”人民币5万元（佰元350张、伍拾150张）】，清点钱数额应为4.25万元。
到底证明5万元？
还是证明4.2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