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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觅报魂——北京历史文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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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2-14 09:31:20

宣武觅报魂——北京历史文物志



记得大学第一堂新闻专业课上,老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两行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转身对我们说:“希望每一个立志成为记者的人都记住这句话。”或许对那些从事新闻十多年的老记者而言,所有的技巧和方法褪去,这句话却在心中越发深刻,成为新闻道义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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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出自明朝的英勇谏臣杨继盛,他的故居就在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12号。而民国时期,宣南一带先后出现500多间报房:《万国公报》《京话日报》《京报》《新民报》……有人称之为“北京的传媒大道”。其中,《京报》故址尚存,就在魏染胡同30号,当年其编辑室门上便挂着邵飘萍亲笔所题“铁肩辣手”的匾额。

于是,行走宣武门便有了寻根的意味,追寻新闻道义的铁肩担当,追寻文人妙手的执笔良心……

杨椒山祠:

忠肝义胆谏奸臣

走出地铁宣武门站西南口,步行约200米右转便是达智桥胡同。如今数米宽的胡同内一派市井之象,店铺里、推车上尽摆卖着各地小吃,吆喝叫卖,甚是喧闹。

“杨椒山祠在前面吗?”

“那不就是!”卖烧饼的大妈指向对街南面一座毫不起眼儿的房屋,可屋前却分明是一个卖水果的摊子。我将信将疑地向前走,只见一把黑锁扣在门上,窗户也蒙住了花纸,唯独看到墙上嵌着刻有“杨椒山祠(松筠庵)”和“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牌。

坐在屋檐下纳凉的街坊告诉我,“祠”内部分是住户,老物件已不知去向。“您知道屋子的主人杨椒山吗?”“忠臣,斗严嵩的忠臣!”语气里是满腔自豪。

杨椒山原名杨继盛,1551年住进此屋,这故宅便是杨椒山忠肝义胆的见证。也是这一年,他上奏《请罢马市疏》,弹劾将军仇鸾玩忽职守、议和辱国,因而被贬任临洮府狄道县典史。

后仇鸾事发,杨继盛得以调回京城,再次回到这座房屋。时值奸臣严嵩独揽大权,在内阁任首辅达十五年,残忍专横、陷害忠良。杨继盛痛恨奸臣当道,“恶嵩甚于鸾”,任兵部员外郎不到一个月,便上奏《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欺上犯下、狡诈谄媚的“十大罪,五奸”。他写道:“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坏祖宗之成法……陛下奈何爱一贼臣,而忍百万苍生陷入涂炭哉。”这弹劾已非同一般,乃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死劾”。他知其不可而为之,奏章写毕,遂在屋内斋戒三天,死难已不足为惧。

狱中三年,他受尽酷刑折磨,校尉同情,给他蚺蛇胆酒,他凛然一笑:“椒山自有胆,何蚺蛇胆为。”他在狱中墙上写下《自题》联:“铁肩担道义,辣手(后人常用‘妙手’)著文章。”1555年,年仅40岁的杨椒山从容赴死。

不得入庵,仍不甘心就此打道回府,我试着从东屋的角门向南穿行,里面也已改成住房。闲坐的老大爷成了我的向导,他指着角落一个八角攒顶的灰瓦房说:“我小的时候,这是个亭子,旁边立着五六座题字的石碑,北边大殿里供着一尊杨椒山的衣冠塑像。”

老大爷所说的大殿应该就是庵祠主体“景贤堂”,亭子便是“谏草亭”,乃当年杨椒山起草文章的书房,如今都住上了人家。我查阅了对松筠庵变迁有详细记录的笔记《藤阴杂记》,据说杨椒山死后12年,明穆宗继位后为死难忠臣平反昭雪,杨椒山名列第一。而这座故居却被遗忘,直到清乾隆年间官员视察城畿时,访得此松筠庵原是杨椒山故居,于是筹集资金,整修扩建,改为“杨椒山祠”。道光二十七年(1847)由庵内主持僧心泉募捐扩建书房,请镌刻名手张受之将《请诛贼臣疏》刻上石碑,嵌于墙内,后又造谏草亭、回廊庭院,从此寺祠合一。

瞻仰院落,当年杨椒山手植古槐已不见踪影,徒留一棵参天杨树让后人缅怀。杨椒山死后340年,杨椒山祠又成为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时号召举人的聚集场所,这难道不是文人学士担当道义的延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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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报馆:铁肩妙手评时政

离开松筠庵,出了达智桥胡同,再过天桥,路牌所指东边即西草厂街,京报馆就藏身其中。

沿街东行到头,右转便是魏染胡同,两旁椿树荫蔽,落下点点光斑,树上的知了声倒叫出了夏日午后的寂静。倏然抬头,眼前是一座每层面开6窗的双层小楼。墙砖灰旧斑驳,楼层简陋,然而在一片胡同的映衬下竟也显得高大起来。朝西正门的匾额上刻着“京报馆”三个大字,历经90年风霜洗礼,仍清晰可见。

走进门楼,俨然置身一个大杂院里,楼上楼下、楼东边的四合院全都住满了人家。踏上一米宽的木楼梯,只能凭着这哒哒的脚步声幻想当年编辑记者们繁忙工作的景象。

1918年,邵飘萍怀着“新闻救国”的理想,在北京创办《京报》。最初设址南城珠巢街,他亲自题写“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于编辑室内。1920年,报馆迁至此地。据记载《京报》出版时,楼下乃传达室、营业部,楼上是编辑部、经理室等。当年邵飘萍把向阳的房间都让给普通编辑,而他的书房兼办公室则在楼下小四合院的西厢房。

这份报纸以“三多”(新闻多、评论多、副刊多)著称,尤其侧重报道和评论政治新闻。1919年发表《外交失败第一幕》《速释学生》等文章,披露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1923年以醒目大字标详细报道“二七惨案”的发生和经过,吴佩孚欲杀邵飘萍而后快;1926年对“三一八惨案”进行全面跟踪,刊载长篇报道《国民用户国权大流血——八国通牒之大反响》,谴责政府公然屠杀爱国群众。为此,冯玉祥赞道:“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然而,张作霖却将他列入黑名单。4月24日,邵飘萍被诱捕于魏染胡同,26日英勇就义。

走出楼房,胡同对面坐着一位老奶奶,我问她京报馆内什么时候有人住的。她说:“一直都住人。50年代我嫁过来,这楼里就有人住,现在邵飘萍还有个孙子住里面呢!”

当年邵飘萍被残杀,报馆被查封,但其夫人汤修慧却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于1928年恢复出版《京报》。1931年,不惜以生命为价,报道了“九一八事变”。汤修慧一生都守着报馆,直至1986年病逝于京报馆内。想起杨椒山的夫人张氏同样堪称巾帼烈女,她曾上奏请求代夫受死,不成,于杨椒山被害当日,自缢殉夫,这便是著名戏曲《鸣凤记》的原型。

这些看似平常的房屋散落在宣武门外的胡同里,昔日主人的痕迹已没能留下多少,而那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豪言声犹在耳,它不仅是新闻人的职业准绳,同样是文人的社会担当和道义的表征,且用你的学识、你的眼睛、你的脚步再去体会这些胡同的历史与现状,总有一种精神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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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寺祠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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