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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病理,不同的报告 ——与资中筠女士谈当代中国教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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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1-13 22:41:20

相同的病理,不同的报告

——与资中筠女士谈当代中国教育

马怀荣

我退休一年多了,离课堂远了,靠社区近了,心里头日渐宁静。近日,看了资中筠女士的文章《学校培养趋炎附势的精神是最大失败》,我沉眠的思维霎然被催醒,感发联翩,心绪难平。当代中国教育出问题啦。从历史上看,这不算什么稀奇事儿。可是,问题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功业彪炳的当今,这就不能不令人关注了。

我人轻言微,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恐有“狗咬耗子”之嫌。退一步想,“耗子”已然成灾,“好猫”失职,有“狗”僭其位而司其职,有何不妥?我教中学四年,教大学三十年,也算个业内人士。而且,我硕士论文写的是《甲午战后中国人留学日本及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新教育成也好,败也好,不是一天两日的官司。百年沧桑隔夜仇——好多端倪我早就看准了,只是碍于陋习(擅长写而不善于写),无从表述。今由资中筠女士的文章引发思考,聊作老生常谈,亦不为虚妄。

《学校培养趋炎附势的精神是最大失败》(以下简称《学》文)内容广博,宏观上,从幼儿园到大学,涉及家庭、学校、社区、行政、财政、司法等领域;微观上包括考试、升学、择校、学费、教育理念、教学法及作品赏析诸方面,真可谓“云里雾里三十里,海外海内两百年”。我不怀疑《学》文忧国忧民的动机和济世度人的情怀。出于教书人的良知和责任感,我对《学》文中的某些判断和措辞不能苟同。唱和步韵可取巧,争鸣大家有点难。何况资中筠女士天资聪敏,有文渊阁学养,具翰林院视野?

我认识资中筠女士是在课堂上。《大国崛起》那个材料好,我就奉行“拿来主义”,在写作课上用了。资中筠女士频频出现在视频中。一次是谈美国工业化初期的“民权运动”,另一次是讲罗斯福倡导的“免受饥饿的自由”。资中筠女士思维敏捷,见多识广,忧国更忧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学》文中,资中筠女士的价值观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开宗明义,两个基本判断摆出来了:一,学校教育失败了;二,败在学校培养趋炎附势的精神。

下面分几个小题目——

1,我上学时教育界没有那么势利;

2,幼儿园的费用比大学高很奇怪;

3,挑学校看升学率是本末倒置;

4,学校培养趋炎附势的精神是最大失败;

5,文章被拿来分析‘作者意图’很滑稽;

6,民族精神堕落与否,教育最关键;

7,教育不应该有让人种退化的危险;

《学》文洋洋洒洒,归纳而言之,1235是摆事实,467是讲道理。接下来是“问与答”,首先是提问——

1,以您的智慧,能否为今天的教育开点儿药方?

2,您觉得当家长的怎么在被污染的教育环境下做我们能做的,在您当初家庭教育的滋养,有哪些您非常感恩,愿意跟我们分享?

3,教育创新方面的提升,如何衡量本身是多元化的东西,个性化的能力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

4,我的孩子在一所名校读书,刚上小学一年级。这一年,我和他共同经历了很多。我现在在考虑是否要把他转入国际学校,还是送到美国去,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回答略)

在这一部分,资中筠女士从容对答,也没开出配伍齐全的“药方”。然受众患于久病,胡乱投医,巴不得依据《学》文的“病理报告”抓药。事实上,《学》文给当代教育敲响了警(丧?)钟——学校教育已经失败,“培养趋炎附势的精神”导致了“民族精神堕落”,弄不好会产生“人种退化的危险”!——绝症如此,求医有何神丹?急诊有何必要(药)?

事实上,问题的尖锐性并非意味着事态的严重性。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会启迪我们把事实搞清,把道理讲透。

一,中国新教育的基本走向

诚然,若以民国前三十年的教育为参照,当代教育体量庞大,机制混杂,功能互抵,效率超低;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相比,当代大学缺了些“教堂”的氛围,多了些“超市”的感觉,物质富余,精神贫乏,校纪、班风和学风也不可同日而语。

教育就是教书育人。人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环境的产物。教育不同于球类比赛。术业有“专攻”,不能越位;代与代之间闻道有“先后”,也不能交换“场地”。

中国新教育始于“废科举”、“兴新学”,时也,势也;既是国计民生所需,也为世界潮流所迫。民国时期学校少,学生更少。一个学生可以同时被多个学校录取,“物竞”的程度不严重,主要的规则是“天择”——受教育的对象主要是上层社会的子弟。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接受教育的资格),相反相成,社会层级又决定于受教育的程度。

毋庸讳言,民国的学校教育是成功的。成功的标志就是出了人才。在新旧世纪之交、社会转型之始与文化重塑之际,教育跻身于百业之首,尽管它始料未及,已然抓住了那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作育人材!在寥寥几个十年里,它居然培养出了批量化的优质人才,成为后来新中国党政军各部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以及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

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的教育开榛辟莽,“人民教育”——“教育”加“人民”——创世,并在实践中被赋予了真正的含义。“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劳动者”,目标高瞻,眼界宏阔,与世界一流学校的办学宗旨不谋而合。普林斯顿大学的培养目标就是“合格的公民与领导者”。“人民教育”是“民国教育”的转生,经历了阵痛与洗礼之后,它“重心”下移,在“扫盲”、“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同时,培育出群体化的“知识”队伍,并建立起新型的“学校——社会”关系。

然而,由于社会运动的裹挟,教育一度背离了正轨,时常处于一种“焦灼”或“胶着”状态,或与意识形态不合群,或与经济基础不协调。调整来,调整去,造成了资源、人才和生命的巨大浪费。

第二个“三十年”的教育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以恢复高考为标志,以“三个面向”为特色,实实在在地为全社会营造出一个“黄金时代”。“教育现代化”的呼声,一度高过了上个世纪末的“四个现代化”。新建学校如雨后春笋,招生、专业季季递增,毕业生年年增加……全社会关心教育,尊重知识、崇尚文化;校内校外、家里家外皆形成了读书学习的好风气。后来……后来的后来,通过“升格”、“合并”,一些学校消失了,一些学校壮大了;指数高了,规模有了,内涵如何呢?于是,“评估”的“尚方宝剑”亮了。折腾来,折腾去,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资中筠女士和关心教育的人士痛心疾首之所在?

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资中筠女士高估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爱之愈深,责之愈切。事实上,学校哪有那么大的神通?它担不起培养某种“精神”的大任,也负不起造成某种“失败”的重责。学校自身的价值就是社会正能量。办好了它有所建树,办不好它业绩归零——其道德底线的“指针”早已设定,没有“零下”。

教育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人是有需求的。亚当斯密的学说、马克思的体系都是从“人”的需求出发的。十九大《政治报告》指出:“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目前,我国跨世纪的“现代化”雏形初具,一般可表述为“商品化”、“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等;在民生(衣食住行医等)方面,有具体指标可供参照,不能简单从事以“人均”化之,统计学的观照不具备社会学的意义。对于单个家庭而言,没进入现代化的,当然要努力实现现代化;已完成现代化的,正在追求贵族化;已完成贵族化的,又要追寻西方“本土的”现代化……

一位退休的沂蒙山老同事说:“我家三口人,三辆车,住三百多平米的房子。共产主义已经实现啦!我的任务就是一天三时,照顾好三个外孙吃饭,帮她们温习功课,批改作业。最重要的是学好英语!将来送她们出国留学,我也好随着上美国养老。”这个人家的教育需求,或许代表了沂蒙山人教育需求的最高级,也预示了在不远的将来,学校、家庭和学生之间新建的“三位一体”的价值取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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