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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三点论》:中国足球(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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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9-28 10:38:01

《三点论》:中国足球(上2)

       刘更生

 

省吃俭用,风尘仆仆抵达德国柏林的中国足球队,在赛前已是伤病在身,疲惫不堪。在首战面对英国队的比赛中,作为球队箭头人物的李惠堂遭遇了对方两名防守球员的贴身包夹防守,难以施展功力,最终,中国队以0-2败下阵来。即便如此,当时的英国媒体对中国队的战术素养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中国队不逊于欧洲强队,之所以失利,是输在了比赛经验和体能上。有英国媒体这样评价李惠堂:“他的速度很快,犀利的盘带在球场上就像跳舞一样,如入无人之境般地跳着自己的旋律, 实在难以想象他能把球踢得如此艺术。禁区内的任何一个角度对他那精湛的射术来说几乎不是什么问题,更可贵的是在禁区外的远射,他突发冷箭的时刻很难预料,总是令对手防不胜防。在球场上他幽灵般的跑位总是在传球的最佳时机出现,一个人实在难以盯住他。”

柏林奥运会惨遭淘汰之后,中国队在欧洲进行观摩学习,阿森纳队以年薪8000英镑挽留李惠堂,但李惠堂明白,如果加入了阿森纳队,他将失去代表祖国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最终婉言谢绝。
   1939年,李惠堂随南华队远征南洋,在与马来西亚劲旅槟城联军队的比赛中,南华队以11-0大胜。比赛中,已经年过而立的李惠堂神勇不减当年,左右开弓,独中7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李惠堂的足球生涯受到战争影响,不得不就此中断。汪精卫曾派专机赶赴台湾,对李惠堂许以高官厚禄,请他在汪伪政府任职。但誓死不做亡国奴的中国球王断然拒绝了汪精卫的邀请,并在1941年利用到澳门比赛的机会,辗转回到家乡五华县。
   1940年-1950年期间,接踵而至的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不但让中国足球发展停滞不前,也让李惠堂的足球球员生涯受到严重影响。1940年受战事影响,他从上海转往香港。1941年日军占据香港,李惠堂避难至广东。在此期间,他响应宋庆龄的号召,积极参与推广足球活动,在大后方开始“体育救国”。在重庆、成都、自贡、昆明作表演赛和义赛,筹集资金救济战孤、支援难民,为抗战募捐,先后出赛达138场。在重庆还担任了青年军体育委员会常委兼体育总教官,被授少将衔。

1945年二战结束,李惠堂返回香港球坛。因国内时局混乱,李惠堂只能带领香港南华足球队转战东南亚,获得了十连胜的佳绩。回港后又参加了香港华联对西联的督宪杯足球比赛。年过四十多岁的李惠堂接连攻入数球,结果华联队以4-2击败西联队,这场比赛也成了他的告别赛。

1948年伦敦奥运会,中国足球队由李惠堂出任总教练。为自筹经费,球队提前三个月出国,先后在菲律宾、泰国等地进行了35场比赛。到伦敦后,大会把中国队分在丙组。8月2日首场对土耳其,以0-4的悬殊比数告负,提前打道回府。

1948年,43岁的李惠堂宣告挂靴退休。退役的李惠堂没有离开足球,转任足球教练,并从事写作及担任报刊、电台足球评论员等媒体工作。同时,在香港创立华人足球裁判委员会。1948年,李惠堂作为主教练,率领中国队参加了第14届奥运会。同年,李惠堂获得了亚足联的裁判员证书,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第一个足球国际裁判。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绿茵场上从未受到裁判的处罚,堪称体育人的楷模。    

李惠堂文武双全,他不但可以吟诗作赋,还能提笔成文,著书立说。李惠堂是一位专注于理论研究的足球专家。他撰写的《足球经》、《足球规则诠释》、《足球五十年》、《球圃菜根集》等多部足球著作,为中国足球奠定了初始的理论基础。

在技战术方面,李惠堂力主球员在训练中要由浅入深,强调对某一方面有了相当的造诣之后才可以转学其他项目。他提出:技术不可滥而不专,否则将一事无成。要能把足球控制在脚下服服帖帖,传球要能传到最佳落点,否则就是不具备实战中施展技术的能力。在他的著作中,还涉及了足球比赛中“智”和“力”的关系,个人发挥与集体的关系等详尽的论述,并附有图解。他认为,中国足球要走向成功,最终还是要走普及足球的道路。这些著作倾注了李惠堂一生的心血,对如今的中国足球训练以及技战术理论发展依旧有重要意义。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李惠堂与梅兰芳虽属文体领域的人物,但他在特殊的时代,承载着国人的期待和希望。李惠堂是上世纪前半段中国足球的象征。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作为一个球员,他无法将自己与社会大环境分割开来。但是,李惠堂用自己在球场上的表现影响着这个时代。他的一生表明,酷爱足球的人,不会因为条件艰苦和劳累而放弃。足球的魅力可以激励一批人,影响一批人,中国人在绿茵场上完全可以有华丽的表现。

1950年,国共内战失利的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支持中华民国的李惠堂与民国政府体育界之间有许多互动,对台湾足球界有相当多的关注与指导。他与足球运动爱好者蒋纬国与郑为元两位民国政界名人共同合作,促使足球成为1970年代之前,台湾最兴盛的体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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